当代

借敦煌“写经体”开当代书法新貌

作者:刘灿铭 程娇龙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佛教思想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佛教初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下,佛教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史的变化规律与东汉以后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密切相关,是认识中国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于整个历史的上佳样本。

 

        佛教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影响颇深。“写经体”,尤其敦煌写经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然而,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写经体”曾一度式微。至当代,随着新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的深入,书法艺术多元化的呈现,敦煌写经再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敦煌写经的形成与发展

 

        1900年5月26日清晨,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千佛洞的388窟甬道积沙时,甬道的北壁裂开了一条缝隙。他通过这条缝隙,打开了一扇震惊世界的门。在一个顶高190厘米、四壁高152厘米、宽264厘米、横长286厘米的黝黑长方形复室中,层层堆满了经卷文书、绣画法器(图1)。

 

图1

 

         其中的经卷文书共约4.5万件,最早写于359年,最晚写于1002年,前后历时近700年。这些经卷遗书大多是手抄本,真实地展示了从4至11世纪中国书法历史的全貌。尽管这些遗书被发现后的命运令人扼腕,但不能磨灭的是,其至今日为止,仍然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文物发现之一,而它的诞生也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敦煌地处我国甘肃省的西部,与青海和新疆的接壤处。汉代应劭将其名释为“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要津,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汉时,我国与西域各国交往密切,其与西域的交通对我国汉民族和西北各兄弟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在这样的交流中,不但丰富了中国的物质资源和经济生活,也为中国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养分。也正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佛教从印度向西北邻国传播,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内地。

 

        随着佛教发展的深入,译经的增多,书法因为佛教的渗透而使其功能得到了丰富,创作主体也更为多样化。佛教书法从东汉末年至唐五代差不多有近千年时间,其伴随着书体的演进而不断成熟,形成了“写经体”,并以东汉到南北朝的约五百年时间为最耀眼的时期。“写经体”虽然伴随佛教发展传译有多种形态的呈现,但其定义却始终似是而非。楚默的《佛教书法史》以“不成熟的楷体抄经”来概括表述“写经体”,并将“写经体”的抄写内容界定在佛经以及与佛经相关的注疏、经论等方面。综合时间跨度以及艺术价值两个方面综合来看,敦煌写经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历经三变,为中国书法史写下了珍贵的一笔。

 

        公元359年至455年之间的魏晋写经呈现出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面貌,其上承秦汉简书,书体中楷书的成分已经大于隶书。它改变了隶书横向的取势,改为纵向或方正。略去回锋,直接露锋起笔,将传统的线条上的“一波三折”化为起笔轻而收笔重。和秦汉简牍相比,其节奏的变化更为明显(图2)。

 

图2

 

        北魏统一中原之后,敦煌成为西北走廊的重要城镇。东阳王元荣在敦煌罢镇置瓜州的时期,统领着这片辖域更加辽阔的土地,他就是敦煌造像石窟的创始人,也是敦煌写经的组织者。在公元456年至580年,敦煌写经进入了其最具书法史意义的时期。有明确纪年的北魏时期写经不过七八十件,它清晰地反映了楷隶演变的轨迹,并且深受魏碑的影响。它在这个时期摆脱了隶书的风格,并吸取了造像中刀刻的意味,横画侧锋斜入,点做三角,竖成悬针,捺角尖锐,转折雄奇。

 

        隋代的大一统,不但统一了天下,也终于将南北书风融合。风流雅致的“二王”书风沁润了雄强朴茂、刀刻意味浓重的敦煌写经。从公元581年至780年,敦煌写经都处在这样风格的演变之中,展现出了工整妍雅的书风,这一类的作品在隋唐之初已经非常多见。其中有些作品已与初唐楷书家的风格并无二致,但在时间上,其早于初唐楷书诸家,也在书法史的方面向我们证明了唐代的楷书名家们并非唐楷的缔造者,而是集成者。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使得楷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楷书的法度被推向极致。敦煌写经中最具生命活力的创造性,在这个过程中渐渐丧失殆尽,渐与“二王”一系楷书趋同。同时,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其不复往日之荣光(图3)。

图3

 

        有人认为,从晋到五代700多年,字体虽有数变,而经生字,好像一脉相承,没有间断过。这是对敦煌写经并不了解造成的错误认识。诚然,成熟的隋唐写经,规矩太多而意趣太少,但是在魏晋南北朝200余年中的经卷却是生气勃勃。从风格上来看,《佛教书法史》将这段时间内的写经大致分为五种风格:锐头钝尾、峭劲迅利型;厚朴疏朗、稚拙随意型;拙野奔放、抒情写意型;笔势峻宕、方折猛力型;清丽遒美、温润萧散型。这些风格大体上与同时代的书法风格相吻合(图4)。

图4

 

        写经者的身份是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敦煌写经延续的700余年内,它的书写者在物质生活、文化修养上高低各异,参差不齐,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僧尼、“经坊”的工作人员以及信众都参与其中。敦煌的寺院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抄经人才和各类机构里的刀笔小吏,促进了当地书法的普及和社会风气的形成。

 

        对于僧尼身份的抄经者来说,他们的心态极为纯粹。遁入空门之后,有了供养者的衣食保障,他们得以全身心投入到修习佛事当中。信仰上的虔诚、物质上的无忧、心境上的平和使得他们以一种极端严谨的态度专注于佛经的抄写。僧尼抄写需分两类,一类是普通出家人。僧尼抄经以“为大功德”为书写目的,其实是带有功利性的。而普通的僧尼大多并未到超脱的境界,虽然追求出世,但仍然俗念不绝。为了修行与积累功德,他们抄经,但在抄经的过程中,为了免除杂念的影响,就需要以书写法度进行制约。

 

         而对于佛界高僧来说,一定的佛学根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胸次,使他们不再执着于色相,用笔浑朴自然,形式简约安静,达到高简静穆的境界。这不但是修行之高境,也是艺术之高绝。但这样的超逸尘世之境,在抄经中可谓凤毛麟角(图5)。

图5

 

        经生书手是敦煌写经书法的主体。经生书手也分高低两种。和佛门弟子相比,优秀的经生书手并不受佛教戒律的限制,而且往往生活优越,学问深厚,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且潜心研究。这一部分人是敦煌写经诸多面貌的创作主力。正是由于没有宗教信仰的束缚,他们展现出了丰富的个人面貌,点画结体与章法都相当完美,纵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仍然可立于历代名家之中。他们并非僧人,因而作品不仅仅限于写经,敦煌遗书中除佛经之外的典籍,也大多为他们的作品。而水平较差的经生书手生活艰苦,请他们抄经的穷人出价低,对字的好坏也无过多要求,是敦煌写经中最乏味的存在,其中应当还混杂有一定数量由普通信徒自己抄写的文本(图6)。

 

图6

 

弥补书法史的空缺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是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但是,在历史上由于改朝换代与异族入侵的灾祸,古代文献的传承甚为稀少且困难重重。在宋代印刷术普及之后,唐末之前的写本传承几近于无。尽管在吐鲁番、库车、和田、楼兰、黑水城等地也出土了不少古代文献,但都是零碎的残片。敦煌遗书是被密封在石室中的,其写经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完好的书法遗迹对世界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古代遗物。它真实地反映了在刊本时代之前中国经籍的原貌,清晰复原了佛教传译、普通吏民书写、字体演化的脉络。在古文书几乎绝迹的中国,其珍贵的文物价值自然无与伦比。

 

        在书法史上,晋人风度一向为书者所推崇,然而,晋至今已远,我们当今能看到的晋时大书法家的真迹,屈指可数。然而,敦煌写经的出土,不但让当代的书家们看到了大量晋人的书写真迹,而且还上承简牍,在“二王”之外,为书法家们描绘出另一条隶变的道路。它保存了以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初期写经为主的众多经籍,是一个重要的书法核心资料库,其自北魏至盛唐期间写经有将近1万件,大多是由受过严格专门训练、以抄经谋生的写经生书写,无论书法、行款、点校、装潢都极为精良,特别是北魏时期所写的绢经《大无量寿经》《金光明经》长卷,就是其中的珍品。

 

        敦煌写经的出土为当代对书体演变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资料。它不但丰富了当代书法的内涵,同样也为我们展示了传统书法在700年间多元化的发展。它是一个历史的标本,时刻提醒与启示我们:书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创作的发展史。它的存在弥补了书法史上的空缺,使得我们看到的书法史不再是只有傲然矗立不可超越的圣手巅峰。它向我们展现了书体发展主要时期的关键脉络之一。它启示我们,任何经典都不是凭空臆造的,而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审美的长期育化。敦煌写经作为多元化的创作宝库,对于形成时代和个人特色的书法艺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名家所做的,只是将民间书法的一部分进行提炼加工,形成极致。但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经典。只有敦煌写经这样生生不息的创造源泉存在,才能够使书法创作不至于只剩下偶像崇拜,才能够为书法产生新的经典不断地输送活力。

 

书“我”合一的浑然

 

       书法家自诞生起,其主要组成人群一直是文人士大夫阶层。清代科举考试废除之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制度来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因而书法的主流自始至终都掌握在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特殊阶级手中。当代书法热兴起之后,随着风格多样化的发展,书法家的身份也逐渐变得多样化起来,但书法传统精髓的保留势必仍要依靠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书家,方能较好地在继承中创新并继续将其流传。

 

         由此,当代书坛面临了一个难题:如何定义知识分子?如何界定一个书家是否具有足够深厚的学养?在客观上,短时期内是非常难以判断的。书家们也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进一步充实自己,以期能够望先人项背。提高自我文化修养的方式极多,除了传统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之外,敦煌写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书法紧密结合的范式。

 

        敦煌写经的内容均是玄理高妙、言辞优美的佛教经典。佛学深奥,自其传入起,就只有少数大德高僧及卓越非常的文人士大夫才能一窥其奥堂。就书法家而言,东晋高士与名僧交往频繁,王羲之、王珣都亲自抄经;唐代欧、褚、颜、柳诸家无不抄经,撰述寺碑,进行佛事活动;苏轼更是与佛印交往密切,于佛学用功尤深。当代已不存在为糊口而抄经的经生,信仰虔诚的信徒也可以通过硬笔书写来完成抄经积累功德的目的。在毛笔写经不再成为糊口及信仰虔诚体现的必要时,我们面对敦煌写经的目光则更为纯粹。

 

        如果书者对佛经没有基本的认识,对佛学没有一定的理解,是很难面对艰难晦涩的经文,运用看似单调实则细微处多变的敦煌写经体进行长时间的、心态平和的书写与创作的。这里对佛学的理解并非是宗教信仰,而是对一种哲学的认识。这种哲学认识长时间影响着中国传统书法的创作者们,是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图7)。

 

图7

 

        在当代书法多元化局面下,面对书法家提高自我修炼的诉求,敦煌写经给出了一种值得借鉴的修炼方式。风格多样的敦煌写经给书家提供了诸多范本,以便其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进行临写和创作。通过这种方式,循序渐进地对佛学进行了解,体会千载之上的书写者们在写经时虔诚忘我的态度,书“我”合一的浑然,在提高了自身修养的同时,获得和平简静的心态,从而反哺书家本身其他书体创作的精神境界。

 

变通与综合能力

 

          魏晋时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巅峰。在这个时期中,新体的草、行、楷书被士族阶层所接受,新书体地位的确立使得人们的书法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开始在实践中改造、完善新书体的样式。到了东晋中后期的60年间,新体技法和表现力得到了不断的开拓,新体的面貌连续“刷新”,演进速度之迅疾,可谓空前绝后。

 

        敦煌写经书法虽然被掩盖于历史的尘埃中上千年,但它也正是在魏晋时代风气影响下所孕育形成的书法结晶。它在保存了书体演变轨迹的同时,也全面展示出那个年代中书法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正是由于这样社会风气对书法艺术的支持和鼓励,才形成了后来让人仰望的魏晋时代,因而魏晋写经书法展现出的形态也是“二王”父子能够成功的时代佐证。

 

          敦煌写经书法在魏晋南北朝这段时间中展现出诸多的风格样式,这也和最初魏国的洛下新风的风气有关。曹魏时期的书法家们并不执着于隶书和正书“完形”的标准式特征来衡量分辨那时书迹的体势,钟繇最初的正书也有吸收隶书俗体的写法。因而,正书的诞生便源于变通与综合。

 

图9

 

          我们仔细梳理敦煌写经书法便不难发现,虽然其大部分内容均由正书书写,而且由于书写佛经,所以章法大多无甚变化。但是,就用笔和结体来看,却是细致处见精微(图8、9)。北魏早期的《大涅槃经》的写法,起笔尖细,横画前细后粗,但是尾部已经不是《法句经》的捺笔横卧,而是微驻回锋,尾部饱满圆润。结体也不像早先以方扁为主,有了不少纵势的发展,并且有斜画紧结的字形。这是其经过了四五十年的字体演进,拥有了日常书写的快捷与规矩,其中期虽然有北魏太武帝灭佛,但是写经书法仍然在前行。敦煌的地域特点使得它没有在灭佛运动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大慈如来十月二十四日告疏》这类呈现出自然之至的民间书经精品。它横画用笔已经完全舍弃尖锋落笔、首细尾粗的形状,横画末端也不用捺笔横卧上挑的隶势,而是露锋重按而走,收笔则略作回锋下按,呈现出自然之致。也有《维摩诘所说经》这样用笔随意放纵,竖勾和弯勾都是楷化笔法,形态上带有隶书余韵抒情性的稚拙野趣。北朝迁都洛阳后,统治者对佛法狂热,写经体和中期对比有了极大的变化。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大般涅槃经》第六字形端正匀称,用笔精致温润,竖勾是明显的楷法,撇捺完全楷化,横折法也很有讲究,整体呈现出缓和与从容不迫的节奏。但其结体仍方扁,保留隶书的意味。除此之外还有545年《贤愚经》的坚韧厚重,极见筋骨,乍细还粗,既润还枯,从容不迫的意趣流转;《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五的“斜画紧结”,左低右高的欹侧,在整体中求平稳,结字多稚拙。

 

        仅在386年到534年之间,敦煌写经便异彩纷呈。他们中有的保留了隶书的结体,但已有了楷书的用笔;有的楷书与隶书的用笔相混杂;有的仍有隶书的用笔,但已具备了楷书的结体。用笔和结体上的交相融合固然是书体发展的必然阶段,然而也正是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对于书体的要求不做严格的限定,再加之并无全国范围内大一统的稳定的中央政权和敦煌地域的综合影响,使得它如同琥珀一般完美地保留了那个时代吸取新的养分、与传统结合、不断推陈出新、综合变通的书法发展过程。

 

         当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当代书法的发展时,不由地会惊叹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惊人的相似。自上世纪改革开放起,中国社会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书法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展览机制的建立促使书家们开始更广泛地探索先人的书法遗迹。

 

        当代书法风格因社会影响、考古发现、传播迅速等各方面因素,在至今的30余年中不断发展变化。从1981年中国书协建立至1987年,中国书坛经过了一系列的尝试和摸索之后,在第三届全国书展中奠定了竞争机制,传统的书写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书家们对于在展览中脱颖而出的需求。科技的发展也使得考古资料越来越迅速被传播,使得当代中国书法在发展的前10多年,深受各类新文物发现的影响,也成为新时代书法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尔后,虽然书家们引入新帖学的概念,矫正由于滥用新文物造成的流弊,但是,新文物给当代中国书法带来的审美印记,已经不容回避也不可磨灭。

 

        如果说魏晋时代的书法发展是由新书体的出现推向高峰的,那么新文物的出现,便是当代书法的“新书体”,敦煌写经就是其中之一。它不但自身是书法史多元化的微型样本,也是当代书法多元化发展体现的元素。

 

        由于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也是由于其所展现出的变通与包容,正与当代书法的追求相吻合,继而被接纳吸收。可以说,当代书法的多元化基础是敦煌写经再次复兴的温床;敦煌写经在规范的书体中进行了风格多样的变化,展现出惊人的艺术创造力,这也正是当代书法所呼唤的变通与综合能力。

 

再兴借古开新之风

 

        敦煌写经对于当代书法来说,既是传统,又是创新。这样借古开新的模式,在书法史上并非第一次。王国维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国维考古学文辑·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凤凰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1版)不但考古学如此,书法亦然。清代碑学的兴起,就是书法史上充分利用考古资源已然成功的实例。

 

       清初,学术从经世致用之学转入考据学,考据之风的兴起使得研究者们需要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作为依据。顾炎武、黄宗羲的带动,一时间让寻访、摹拓及互相交换馈赠碑刻拓片蔚然成风。到了乾嘉时期,学术风气对书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碑学”的成功,展示了书法对古文物研究与运用,进而革新的范式。“碑学”正盛之时,上天再次眷顾了已然通过碑学对书法进行了改革的书家们。三大文物考古发现在短时间内相继现世。甲骨文、简牍、敦煌遗书无不在震慑考古界的同时,也再次撼动了书家们的内心。他们刚刚在过去的300年里,利用不断发掘的南北朝碑刻建立起了“碑学”,又立刻迎来了前所未见的珍贵的前人书迹。

 

图10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政治环境的逐渐稳定,当代书法迎来了上佳的发展环境。新文物考古的不断深入,也在一个世纪中积累了大量的原始素材。相对于清末民初在书法上已经有了一些运用和探索的甲骨文与简牍,敦煌写经对于当代来说,又是新文物中格外之新的元素,也是唯一的纸本墨书。它数量丰富,保存完好,脉络清晰。毫无疑问,是一座尚未被前代书家深入发掘过的宝库(图10)。

 

       碑学是清代学术孕育的产物,它的诞生符合清代政治、学术发展的要求。敦煌写经育规则中于创新的特点,正符合当代社会对于继承主流传统、发扬多样化风格的需求。它对于当代书法的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使其成为新时代下再兴借古开新之风的重要元素与助力。

 

        综上所述,敦煌写经作为保存时间跨度长、风格独特且包容性强的书法式样,在当代不但具有高度的书法史价值,是书家自我修炼、提高书艺精神境界的极佳途径,是时代创作多元化的呼唤及支持元素,也是当代书法再次借古开新的有力依凭。它时刻以自身存在发展的历史过程提醒着当代书家,只有坚持旺盛多样的创作,才能够不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书法的巅峰,也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创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书风,为后代留下宝贵的书法财富,无愧地屹立于书法史之中。                                              

                                                     

(责任编辑:梁毅)

全部评论(0 条)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忘记密码
最新评论刷新